解放日报：请问邬惊雷主任，《若干意见》对完善公共卫生社会治理体系提出的更高要求，下一步上海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建设方面，还会有怎样的改进和考虑？

　　邬惊雷：公共卫生应急防控能力是整个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次疫情防控的情况来看，上海未来在这一能力建设上，还要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加快推进。

　　一是从硬件来看。硬件建设主要是两个部分，从整个疾控硬件建设方面来说，未来要对各级疾控中心加强建设，加强市区两级疾控中心人员、设备配置，实验室能力建设以及检测检验平台设置等。

　　另一方面从救治能力来说，除了加强定点医院建设以外，我们也要进一步加强各级综合医院的传染科或者感染科的建设，在病房设置、发热门诊设置等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同时，光有医院还不够，要进一步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建设发热门诊、发热哨点等。

　　二是从学科人才来看。从目前来讲，要鼓励上海医学院校加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传染病相关专业学科建设，扩大招生和培养规模。重点开展病原微生物与生物安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卫生应急管理、消毒与病媒控制、寄生虫病、食品与环境卫生、心理与精神卫生等学科建设，支持医院感（传）染、呼吸、急危重症学科发展。这次大家可能也都关注到了，上海市和湖北抗疫前方都有心理干预。

　　此外也要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进一步加强，比如人员编制配备、人员职业发展的途径、职业结构、薪酬体系等方面，这些也是我们在未来建设当中需要推进的，稳定这支公共卫生应急体系队伍，使整个城市在应对能力上有所提高。

　　三是科技攻关方面。科学防控对科技储备能力和科技攻关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未来上海将择优布局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以及新型研发机构。推动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医学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科技人才计划优先支持公共卫生领域的科研人员，加快公共卫生领域科技成果转化。

　　文汇报：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积极预防和有效应对同等重要。请问吴凡副院长，作为预防医学专家，在您看来，上海未来要如何打造更为专业高效化的预防控制网络？如何加强疫情预防科研攻关？

　　吴凡：打造疾病预防控制的网络，下一步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可以继续加强：一是健全疾病预防控制网络体系，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所谓网络，纵向是以市区二级疾控中心为骨干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横向是各级各类的医疗机构、科研机构等，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六位一体”的功能中，其中一项功能就是落实预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整个网络的网底。有了这张网之后，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的网络才能说是比较健全的。上海的疾病预防控制网络的基础比较好，要使网络协调高效运行，关键是要不断调整、不断优化体制机制，适应当今疾病预防控制和公共卫生安全保障的需要。

　　二是提升疾病预防控制的核心能力。对于疾病预防控制来讲，有五大能力不可或缺：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疾病预防控制服务能力、“一槌定音”的实验室检定能力、公共卫生科学研究能力、信息利用与循证决策能力。

　　三是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软硬件建设。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推进疾控机构硬件设施升级，发挥硬件升级对学科发展、能力提升的支撑作用。光有硬件还不行，还要有软件。软件中人就是关键。下一步我们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利用上海优质卫生和教育资源，培养既有临床技能又有公共卫生视野的医防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要培养更多有学科融合的人才培养，医工、医理、医文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培养适应全领域、具备多种岗位胜任力的公共卫生精英。

　　战胜疫情最核心的还是科技。科技赋能疫情防控，关键在于平时的布局和储备。重大科研设施和平台的基地建设，从基础到应用的科研项目布局，先进技术和领军人才的储备。有了这些以后，还要研究制定科技攻关应急行动指南和协同攻关机制，确保战时科技攻关指挥有序、行动协调、保障有力。

　　新闻晨报：请问张文宏教授，这次上海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非常有效。作为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您怎么看这次《若干意见》当中有关应急医疗救治体系的要点？通过这次的实战，您觉得哪一点比较重要？

　　张文宏：在日常生活中，体系在哪里？体系其实就在你身边，体系就在基层一点一滴的工作中，你最看得见的体系，第一道关卡是身边的医生。这次整个疫情的救治过程，如果你拿放大镜去看，就会把体系里面的一些细节看清楚。我们知道，老百姓是怎样从这些细节里得益，这套完整的体系给了我们城市怎样的保障。

　　今天我们来复盘的话，第一波疫情的控制过程，正好是对体系的一次非常重大的考验。遍布整个上海的发热门诊，就是体系的第一个点，因为你生病了之后第一时间肯定是找医生，我们体系就启动了。

　　启动之后，如果这个体系是完整的，就会将病例交给所在医院的传染科，然后医院的临床微生物系统就会启动。到底是什么病？可能是认识的病，可能是不认识的病。如果是不认识的病，加上最近正好有疫情爆发，我们就会怀疑是这个病，马上启动疾控环节。疾控进来之后，疾控医生和医院的医生会协同进行诊断。

　　这个诊断非常重要，一旦诊断确定，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那就是追踪。追踪是一个极大的事件。今天上午我来这里之前，和国外进行交流，他们一直问我，为什么在中国上海这个超大型城市，可以把发病人数控制得这么少呢？我告诉他，上海的体系从早期发现有症状的病人，到隔离、诊断、疾控介入、追踪，这个速度是非常之快的，而且非常完善。上海有几千名疾控人员和医生对这些病人进行追踪，追踪之后对所有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这是防控体系里应急迅速反应的一个重大的点，使得我们避免了社区传播。

　　病人发现之后，最后一个闭环在哪里？我们都要送到上海市集中救治点，也就是这次治疗的指定医院——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还有儿科医院。上海实行集中救治，所有最强大的医疗资源在那里汇总，病人可以得到这个城市最好的救治条件，所以才取得了今天的救治成果。我今天给大家复盘演绎后，大家就清楚了，体系是怎样运作的，如果生病了该怎么办。

　　在这次上海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可以比较自豪地说，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我全方位参与了这次疫情救治。SARS、H1N1、H7N9，还有这次新冠肺炎，每次疫情在上海的爆发，回过头来看，这个城市总是能够应对得很好，每次都是有惊无险，这取决于这个城市的管理。

　　昨天上海市公共卫生建设大会提出要建立世界上最一流的传染病和公共卫生响应体系，经过这次疫情，我们的国家以这样的成绩完成了这件事，我相信里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就是我们赖以建设世界一流的公共卫生体系的一些资本。

　　当然我们也需要更加完备的网络，如果发热门诊、哨点门诊布网更广，我们的反应体系会更加敏捷。

　　在人类历史上永远会有更新的病，没有最毒、只有最新。我们怎么办？这个体系里面以科技为支撑，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到最后还是会落在预防和对已有病人的救治上。救治对整个体系考验也是非常厉害的，不能说养了一支军队，但是从来不打仗，一打仗都没有经验，肯定不行的。这次救治体系得力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平战结合。大家如果有机会到一流综合医院的感染科看一看就知道，他们就是平战结合。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未知的新冠病毒，日常生活当中他们面对的是这个城市一直存在的超广谱耐药细菌的感染、流感的流行和各种不知道的病毒感染，他们每天都在战斗。

　　我相信通过这次的疫情，传染病救治体系、急诊治疗体系包括重症医学的治疗体系等都会全面得到强化。我是一个感染科医生，我们是要和疾控密切合作的一个科室。如果这个医院、这个城市、这个医疗体系和疾控不是融合的，你会发现，当有新预警启动时，后面反应体系可能是不完备的，我们会遭受极大的挑战。

　　今天的治疗体系里面，邬主任刚刚提到会通过信息化、通过高科技强化这个体系，我们可以预测，这类事件以后一定还会发生。所以我们这个体系始终要保持非常灵敏、非常强大。

　　这次的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这几个星期除了白天在救治，晚上基本都是在和国际上各个国家最一流的公共卫生专家、传染病专家、急诊专家在沟通，所有人都说不知道什么时候疫情结束。国外有专家说在疫苗产生之前，很难想象我们可以回到这次疫情之前的状态。我今天上午也在和国际专家讨论，上海已经回到疫情之前，目前已经一段时间没有本地病例，后面阶段就是依靠我们强大的体系，针对输入性病例来防控。这就是我们这个体系要加强建设的主要原因。

　　界面新闻：这次疫情期间，专家科普金句频出、深入人心，疫情防控也得到了市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一步，上海将采取哪些举措，继续推动专业防控和群众参与结合，进一步提升市民危机意识和公共卫生素养？

　　邬惊雷：作为卫健委的工作人员，我感觉这次整个抗疫过程中，我们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这是上海防控疫情的基本特征，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健康治理手段。防疫期间，上海市民健康意识高涨，用科学素质与健康素养构筑起防控疫情的“铜墙铁壁”，“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成为市民防疫“四大法宝”，公筷公勺也成为上海“健康新食尚、餐饮风向标”。

　　我们觉得在科普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推动专业防控和群众的参与相结合，是我们未来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完善群防群控机制，把上海市民在疫情防控期间形成的良好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延续、固化，成为公共卫生安全的常态长效之举。

　　我们要加强爱国卫生和健康促进机构、队伍建设，创新群众动员方式方法，推动专业防控和群众参与有机结合。发挥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的作用，依靠群众合力守护公共卫生安全。将建立群众举报奖励机制，调动全社会群防群控的积极性。

　　我们要把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推动全民健康科普行动。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科普体系。建立全社会参与健康促进与教育的工作机制，把公共卫生安全纳入中小学教学内容，充分发挥医疗卫生机构、新闻媒体、学协会和医务人员、科学家、教师等在健康科普中的重要作用。这次疫情防控中，闻玉梅等知名院士都在亲自参与，为推广科普呼吁。

　　年内，我们将围绕实施《健康上海行动》、提升市民健康素养，落实一系列举措：继续向全市800多万常住居民家庭免费发放健康知识读本和健康工具；举办“百万市民健康素养大赛”；在电视等媒体上推出公共卫生预警和健康提示专门节目；发动市民开展病媒生物防制，落实防蚊、防鼠、防蝇措施；完成国家卫生区新创、复审和国家卫生镇创建任务，在全国率先实现国家卫生区镇全覆盖。与此同时，在充分听取市民意见的基础上，与市文明办等共同推进落实市民卫生健康公约倡议、公筷公勺倡议，通过这些活动使健康素养能够成为市民文明素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让健康生活的方式扎根于市民心中。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请问付主任，刚才几位专家都提到了发热门诊的重要性，《若干意见》当中也提到要建设灵敏可靠的监测预警体系，进一步提高新发传染病早发现和风险预警体系，下一步如何完善？有哪些具体措施？

　　付晨：我们国家在非典之后就建立了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系统，从2004年开始覆盖全国。这个直报系统使得我们国家传染病报告时效性有了很大提高，目前主要覆盖39种法定的传染病，对于新发、不明原因疾病的监测敏感性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的。

　　现在世界已经是一个地球村了，传染病的输入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或者只需要一个飞机舱门的距离就可以到达上海。上海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城市，面临新发、输入性不明原因疾病的风险挑战就更大。

　　为了及时发现新发、不明原因传染病，本市已经对传染病的监测预警系统进行的一些完善，主要是三方面：第一，建立症候群监测系统，包括发热症候群、呼吸道症状的症候群、腹泻症候群等。通过症状监测，进一步提高监测敏感度。通过传染病症候群的监测系统，从2015年以来，本市先后发现过黄热病、Q热、莱姆病等罕见传染病。

　　第二，研发公共卫生智能插件在医疗机构的应用部署。这个智能插件可以帮助医疗机构智能化触发传染病报告的流程，并且可以从医院系统中自动提取已经有的一些数据，减轻临床医生填报的工作量，提高医疗机构传染病病例报告的准确性和报告率。

　　第三，关口前移，建立公共卫生“苗子事件”的报告机制。2016年—2019年本市一共发现处置公共卫生“苗子事件”6901起，平均每年近2000起。通过这样的早期处置，防止“火苗”变成“火灾”，每年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的仅仅只有30起左右。

　　《若干意见》对于监测预警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下一步我们还将从三个方面来完善：第一，在现有病例监测、症候群监测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于大数据的综合监测系统，开展症候群、疾病、危险因素、事件、媒体信息等等综合监测，形成多点触发、动态灵敏的预警研判模式，提高对新发、不明原因疾病的早期发现和风险预警的能力。同时基于监测大数据体系，加强时间、空间聚集性分析，开展高危地区、高危场所，高危人群早期预警，实现早期精准防控。

　　第二，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苗子事件”监测信息系统，加强监测数据分析利用，探索对于“苗子事件”的主动发现和风险预警。

　　第三，加强监测数据的深度挖掘，我们也计划基于人工智能开发传染病智能化辅助诊疗技术，使得这些监测数据能够和临床有一个很好的结合，辅助临床诊疗工作。同时，结合天气和气候的数据，未来还将开发传染病综合指数，开展传染病预警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