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海电视台：有两个问题，上海曾经提出要率先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目前状况是什么样的？第二个问题，这五年来上海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有多少？有多少人以行政首长的身份出庭当被告？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发言人，国务院今天公布了要求各地解决黑户口问题的文件，上海方面会有什么措施？

　　刘平（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上海以前就提出率先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今年中国政法大学承担了对全国100个城市法治政府测评指标值，每年一次。今年测的是2014年，上海在全国100个城市中间是第5名，总分752分，比全国平均分数高出了134.61分。这个指标体系有九个指标，我们做了分析，我们有六个指标都是在20名以前，包括有第2名、第3名、第4名。从这方面来看，上海在依法行政方面、法治政府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上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总的特点就是案件量在全国均中等，但纠错率、办错率相对比较低，复议在10%左右，诉讼败诉率在5%左右。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这是这几年推的，2013年上海市政府出了一个文件，要求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或者旁听。根据统计，2011、2012年每年有100多名首长出庭，2013年出了文件之后是355名，2014年是454名。2015年新的刑诉法出台以后，首长出庭应诉成为法律明确规定的制度，高院刚刚给我们的统计数字，有759名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有大幅度增长，进步非常明显。这里所提的行政机关负责人不一定是一把手，领导班子成员出面都可以认定为行政机关负责人。

　　徐威（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上海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对本市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工作的研究，切实做好户口登记管理工作。

　　2、文汇报：问一下刘主任，刚才您提到行政执法从柔性执法转向注重严格执法，也谈到在食品安全“五个最严”、黑车治理、群租整治、违章建筑这些城市顽症，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有没有数据？

　　刘平：食品安全“五个最严”在上海的执法当中一直是重头，区县原来的成立市场监管执法局之后，原来的食药监跟工商、质监和物价合并了，但食品安全方面的执法仍然是重中之重，从这几年的案例可以看到，虽然发生了一些个案，但执法过程都是不遗余力的。治理城市管理顽症方面，2014年全市共拆除的违法搭建1007万平方米，无序设摊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执法力度达到15.8万次，教育劝阻达到31.2万余次，处罚2.2万余件。群租整治力度也在不断地加大，从人大出规定到地方政府做了具体的操作。对整治非法客运也是如此，也出台了相关的文件。在这四个领域都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予以具体的细化，执法力度在不断地加大。

　　3、央广：这些年政府纷纷聘请法律顾问，2015年市政府发文要求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化，这个法律顾问会不会成为摆设呢？有没有一些数据和案例？

　　刘平：最近一段时期，关于法律顾问特别热，上海市政府也在去年5月份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了文件，8月份上海市政府率先聘请了12位兼职的政府法律顾问。我要做一个说明，政府聘请法律顾问分为两个阶段，四中全会之前也有法律顾问制度，但是政府聘请一些社会律师来担任政府的法律顾问。四中全会对政府法律顾问的制度做了明确的界定，是说以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学者参加，这样一个新的政府法律顾问的制度。所以，现在是按照这个要求来做，我们把外聘叫做兼职政府法律顾问，也就是“借外脑”。法制机构本身就是专职的政府法律顾问，兼职的外脑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聘请的12个市政府法律顾问，比如说我们给他们任务，每年帮市政府审理复议案件的1-3个，每年帮市政府审查各个部委报上的规范性文件1-3件，每年要完成指令给他的一个立法的项目或者一个课题调研，这是刚性的，必须要做的。第二个就是动态的任务，在实践工作当中有些属于计划外的重要的立法项目，我们会根据他们各自的专业特长临时指派。第三类是自愿参加的事项，一些大的立法项目，除了指定之外都欢迎他们自愿参加，市政府每年要承担人大的立法十几项，政府的立法十几项，这些政府法律顾问都积极参与立法活动，都积极的报名，而且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这样的良性互动使得大家得到了双赢，让他们站在社会的角度、老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对他们来说也有了更多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立法决策、复议决策、规范性文件审查等等，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知道区里甚至把乡镇街道跟某一个律师事务所挂钩，碰到问题就让律师事务所来承担法律服务。总的效果来说非常不错。

　　4、新华社：刘平主任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在报告当中提到了这次白皮书里面提到三份社会满意度测评报告里都集中指向政府行为规范度，满意度是最低的。这个行为规范度具体指什么？为什么是最低的？第二个问题，刚刚报告中提到测评分数不到70分由五年前的三项减到一项，这一项是什么？得分是什么？如果80分称之为良好，这个分数是不是不到60分是不及格的？

　　刘平：你提到的所谓的行为规范度，我们是一个社会调查，每个二级指标都要有一些可以调查、可以测的客观指标或者说主观满意度来构成。行为规范度有几个客观指标，执法的状况，直接就是公众的满意度主观指标构成。我们理解这样的行为规范度的不满意主要是在行政执法领域，虽然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在改，但老百姓对这方面的感受还是反映出我们的改革力度不够。我们觉得执法的交叉，多头执法或者执法的盲区仍然存在边界不清。第二，执法程序不够规范，这一直是我们的弱项，就是执法程序不到位，一定会有一个滥用权力的问题。另外，现在是简政放权，事中事后监管力度不够，老百姓也是不满意的。当然还可以找到很多的内容。相对制度健全、公众参与、信息透明来说，老百姓对政府执法行为是最不满意的，我们以后要加强。

　　你关心最低的分数，今年低于70分只有一个指标，是特定的，是指定机构承担认证认定率，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行政机关跟自己指定的中介机构有没有脱钩，脱钩率认定率，这个指标得分66.67分，高于60分，是合格的，但这是低于70分的唯一一个数值。

　　5、东方网：我想问一下刘主任两个问题，一个是白皮书是2011-2014年的情况，为何选择在2016年才进行发布呢？第二个问题，您主要介绍了上海依法行政的三个亮点，我们在具体工作中是否还存在什么问题和不足？有没有一些改进的措施？谢谢。

　　刘平：出版时间确实是一个客观的情况，第一本白皮书是在将近一年以后出台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调查白皮书要有三份公众满意度的调查，通过发包的方式、招投标的方式，在第三方机构做一个方案再调查，这个调查时间基本上在半年，所以基本的时间节点一个季度之内完成发包任务，他们完成两个季度，我们还要一个总的测评报告，在他们的满意度基础上再进行分析。第二个客观原因，这里面要罗列很多的数据，最权威的数据来自《上海年鉴》，一般都在下半年出版，有的数据一直到年底的时候都才刚刚形成。所以，我们基本要求白皮书在一年之内完成，2014年的报告会在2015年完成，出书又要一到两个月。当然今后我们会进一步提高效率。

　　第二个问题，说实话如果看完整的白皮书，我们真的没有回避问题，在报告里面是要求每一部分在写的时候除了讲成绩还要讲问题、不足，用最精炼、最准确的话把问题表述出来。当然表述是不是准确，我觉得可以让时间来检验，但写的时候绝对没有回避问题。这几年碰到的问题，比如说食品安全“五个最严”，去年上海出台了《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就是源头控制，所有的食品出问题，都可以查到从哪里来的。比如说涉及到公共安全，出台了《上海市公共场所人群聚集安全管理办法》，法律里面没有规范这部分，我们上海制度创新，最先制定规范公共场所人群聚集容易产生公共安全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今后都会通过立法及时加以改进。